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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菩提伽耶,寻找佛教败走印度的原因
日期:2017年01月09日 来源:山西佛教网 作者:演正法师 点击: 
 
 
走进菩提伽耶,寻找佛教败走印度的原因

印度教徒在瓦拉纳西恒河沿岸沐浴的情形

走进菩提伽耶,寻找佛教败走印度的原因

佛教信徒们在菩提伽耶镇的大觉寺菩提树下念经

走进菩提伽耶,寻找佛教败走印度的原因

没想到,菩提伽耶(Bodhgaya)竟然是一个如此喧闹的地方。
 
 
       菩提伽耶位于比哈尔邦(Bihar)境内,这个邦位于印度北部,与尼泊尔接壤,佛祖释迦牟尼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邦度过,因此它被称为佛教的发源地。我走出长途车站,立刻有好几个“摩的”司机上前拉客,他们锲而不舍,一个刚被回绝,另一个便立刻冲上来,用同一套说辞继续游说。我只好随便挑了一辆,与四名印度当地人挤在一起驶向镇中心,宗教圣地应有的神圣和庄严随着“突突突”的噪音和屁股后面冒出的滚滚黑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进了菩提伽耶镇立刻开始堵车,喇叭声此起彼伏。印度司机喜欢用喇叭代替吵架,这几乎成了所有印度城市的背景声。我刚来时还不适应,几天后就习以为常了。印度本地人的耳朵肯定早就磨出了茧子,于是聪明的印度司机发明了各种方法,有的拼长度,一按就是半分钟不停,有的拼技巧,各种各样的节奏和韵律堪比电子舞曲,还有不少人安装了音乐喇叭,一按就自动唱出一段旋律,还真挺好的。

  菩提伽耶不是一个自然村,它完全是为了旅游而建的,路两边全是旅馆和饭店,以及多如牛毛的旅行社,几乎看不到一户人家。即使如此,大街上依然很脏,路边的小摊贩们习惯性地把垃圾随手扔在地上,其中可吃的部分很快就会被野狗和牛吃掉,所以印度大街上的垃圾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吃不了的废塑料和不好吃的粪便。前者会有人不定期地扫到一堆放火烧掉,所以印度的空气质量很差,越是小城镇就越糟糕;后者就只能等老天爷下雨了。印度男人又喜欢在街边小便,所以印度城市里任何一个背阴的地方都会有股臊臭味道。

  一个外国人背着双肩包在印度大街上行走,不被骚扰是不可能的。印度任何一座城市的大街上每时每刻都有很多很多的闲人,而他们似乎又都很爱管闲事,不断有人主动上前跟我打招呼,问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人当然不是哲学爱好者,而是导游,他们希望能把我带到他们选择的旅馆,好从老板那里挣到一小笔介绍费。我明白这里面的猫腻,一概推说我已经订好旅馆了。突然有人从后面撞了我一下,我一个趔趄,险些摔倒。这人扶住我连声道歉,用流利的英语关心地问我撞坏了没有,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他立刻话锋一转:“请问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决定跟他走,不是因为他的创意,而是他的英语水平。印度人中会说英语的比例确实很高,但说得好的却不多,找到一个英语流利而又没有口音的导游是一件很幸运的事。这位导游名叫阿克塔,是个穆斯林,他自称曾经在新德里上过大学,因为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毕业后回到家乡任导游,并师从一位台湾地区来的高僧学习佛教。“虽然我是穆斯林,但我尊重其他宗教,也愿意学习它们的教义。”阿克塔对我说,“我不喜欢用宗教信仰来定义一个人,我觉得普天下所有人都是兄弟。”

  阿克塔给我介绍的这家旅馆非常不错,既干净又便宜。但我早上5点就被穆斯林诵经的声音吵醒了,再也睡不着。印度几乎所有城市都有清真寺,屋顶装有扩音器,每天播放5次男子朗诵《古兰经》的录音,音量极大。如果你的旅馆正好挨着清真寺,那你最好在耳朵里塞个棉花团再去睡觉。

  第二天上午,阿克塔骑摩托车载着我去参观佛祖修行的那个山洞。此地距离菩提伽耶有半小时车程,从远处看是一座很普通的小山包,周围都是农田,一条蜿蜒的石板路通向山上,沿途都是卖纪念品的小摊点,除了香烛纸马等贡品外,还卖各种饼干和糖果。它们是为一群要饭的小孩准备的,这些孩子平时聚在一起嬉笑打闹,一见到游客就围过来伸出小手,瞪着一双双大眼睛索要卢比或者零食。

  山洞位于50米高的半山腰,洞口非常小,仅容一人勉强通过,洞内点着两根蜡烛,但仍然是黑乎乎的。当我适应了黑暗后,眼前出现了一尊菩萨盘腿坐像,他瘦得两腮凹陷,肋骨突出,洞内有一名身穿藏袍的僧人在打坐,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直到我转身准备出洞时才发现了他。他用手指了指地上放着的捐款箱,仍然没有说一句话,看来这位看门人的打坐禅修正到了关键的时候。

  那尊坐像就是佛祖,当年他差点饿死在这个山洞里。佛祖原名乔答摩·悉达多,公元前624年出生于尼泊尔境内的蓝毗尼(Lumbini),和孔子大约是同时代的人。他的父亲净饭王是位于尼泊尔南部的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属于释迦族。悉达多王子从小养尊处优,长大后走出宫门,看到了人世间的疾苦,内心无法平静,便于29岁那年离家出走,一路向南走到了这座山的山脚下。王子沿途看到不少苦修之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试图通过自我折磨甚至自残来悟得正道。他受到启发,找到这个山洞,在里面一待就是6年,据说他每天只吃一粒米饭和一个果子,很快就瘦成了皮包骨。

  “其实佛陀并不是一个人,他收了5名弟子,沿途服侍他,给他采果子吃。”阿克塔提醒我,“可是他在山洞里待了6年之后还是没能悟道,很失望,便决定下山。”

  阿克塔指给我看佛祖下山的路径,基本上就是一直往南走,涉过尼连禅河之后,到达了菩提伽耶。12月是旱季,河水基本上干涸了,露出了白色的河床。不过摩托车还是没办法过河,必须绕远。阿克塔载着我穿过一个小村庄,村民们依然住在木头和泥土搭成的房子里,一个老太太用笸箩把金黄色的稻米撒向空中,依靠风力去除稻壳,一个小伙子赤着双脚赶牛犁地,几个光屁股的小孩在草垛上玩耍,除了摩托车和自行车以外,这里和佛祖当年看到的情况没什么两样。

  “比哈尔邦是印度最穷的邦,而且也是最不安全的邦。”阿克塔说,“我们这里曾经闹过游击队,杀了不少人,最近又爆发了种姓战争,不同种姓的人相互仇杀。”

  种姓制度曾经是印度社会最基本的制度,主宰了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简单说,这个制度把印度人分成四档,最高的是婆罗门,由僧侣和宗教界人士组成;第二档是刹帝利,武士和官僚们属于这一档;第三档是吠舍,包括商人和手工业者;第四档是首陀罗,也就是农民和体力劳动者。此外还有一个贱民阶层,又叫“不可接触者”,比首陀罗还要低。种姓是天生的,一个人从出生那天起种姓就定下了,无法改变。不同种姓间禁止通婚(但高种姓男子可以娶低种姓女子为妻),甚至连吃饭都不能在一个桌子上。

  种姓制度不是印度原住民的产物,而是被来自北方的侵略者带进印度的。印度次大陆的原住民是塌鼻梁黑皮肤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他们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其文明程度很高。公元前1500年左右,来自中亚地区、操印欧语系语言的雅利安人(Aryans)翻过兴都库什山山口进入了印度次大陆,这些人肤色较白,尚处于游牧文明阶段,但他们有战马和铁制兵器,最终战胜了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自认为比达罗毗荼人高贵,“雅利安”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高贵的人”。他们为了和达罗毗荼人区分开来,制定了瓦尔纳制度。瓦尔纳(Varna)意为“色”,就是按照肤色将人分成白和黑两个阶层。再后来,雅利安人内部也出现了分工,被细分成三个不同的档次,种姓制度就是这么来的。

  雅利安人不仅带来了种姓制度,还带来了自己的原始宗教——吠陀教(Veda)。“吠陀”的原意是“知识”,雅利安人相信只有婆罗门才掌握真正的知识,这就是婆罗门之所以拥有特权的原因所在,他们利用这个特权主持宗教和祭祀仪式,制定规则规范民众的行为。统治了印度之后,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雅利安人将吠陀教和达罗毗荼人的原始宗教结合起来,创立了婆罗门教(Brahmanism)。婆罗门教最大的特点就是相信业报轮回说,它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有灵魂的,肉体死后灵魂便转入下一个肉体,轮回往复。每个灵魂都附带有一种神秘的“业力”,好的行为能增强这种“业力”,使灵魂在下一次转世时能够投一个好胎,享尽荣华富贵。相反,坏的行为能破坏“业力”,来世就要受苦。

轮回说相当于一种变相的法律,教人要有敬畏之心,不敢轻易作恶。事实上,任何一种宗教都有这个特点,即让信徒收敛自己的原始欲望,遵守公共道德,这对于社会的稳定有好处。但是这种收敛是有代价的,对于普通印度人来说,信奉婆罗门教意味着必须接受种姓制度,这就直接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低种姓穷人的生活苦不堪言。这就是佛祖生活的时代背景,也是导致他离家出走的重要原因。

走进菩提伽耶,寻找佛教败走印度的原因

印度比哈尔邦开设牛市的历史很悠久,当时人们用大象和马匹在象征吉祥的恒河上交易


走进菩提伽耶,寻找佛教败走印度的原因

 
印度金奈,排灯节前赶回家过节的旅客们坐在拥挤的火车车厢内

  阿克塔用摩托车载着我穿过一座大桥来到尼连禅河的对岸,一片稀疏的树林之间有条小路。“当年佛祖在河里洗了个澡,洗去身上的污秽,然后从这里上岸,继续南行。”他指着路旁一处残垣断壁补充道,“这就是后人为纪念佛祖上岸处而修建的佛塔,可惜只剩下底座了。”

  我环顾四周,试图勾勒出那座佛塔当年的模样,却发现树林里遍地垃圾,肮脏不堪,佛祖生活的世界早已无法想象了。小路的尽头有棵大榕树,树干有一米多粗,树冠更是大得惊人,在树林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当年佛祖就是在这样一棵榕树下休息打坐,遇到一位名叫苏迦塔(Sujata)的村女,给了佛祖一碗乳酪米饭,他吃了后终于恢复了元气。”阿克塔对我说,“跟随他的那5名信徒看到此景,认为佛祖放弃了理想,便离他而去了。但其实佛祖并没有放弃,他继续向南,来到一株菩提树下打坐,发誓不悟成正道就绝不起身。”

  此时已近中午,气温超过了30℃,我浑身燥热难当,便脱了外套坐在榕树下休息。印度纬度低,加之三面环海,绝大部分地区一年四季气候湿热难耐,古人没有空调,肯定更难受,在大树下静息便成为印度人避暑的最好方式。再加上印度北方盛产大麻和鸦片,在高温和致幻剂的双重作用下,古印度人养成了打坐冥想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养活了一大批婆罗门,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主持祭祀活动,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用来思考。同时代的大部分国家尚未达到如此高的社会分工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古印度出了很多思想家的原因,不是因为印度人天生聪明,而是环境与社会制度导致的结果。这批思想家使得古印度的哲学和数学水平领先于全世界,“零”这个概念就是印度人首先发明的,被誉为是数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突破之一。

  休息了一阵,我们骑上摩托车继续往南走,一刻钟后便又回到了菩提伽耶镇,著名的大觉寺就坐落在镇中心。这是佛教最神圣的寺庙,其主体部分是一座高50多米的佛塔,很远就能看到。这座佛塔的前身是由印度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国王阿育王(Ashoka)于公元前250年左右命人修建的,后来随着佛教的衰落而被人遗忘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公元600年左右建成的新塔,不过这座新塔后来又遭到了穆斯林军队的破坏,直到1885年英国殖民地政府拨出专款进行修复,这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整座塔都是用砖头砌成的,塔身上刻满了复杂细腻的几何图案,人形雕像数量很少。塔内供奉着一尊镀金坐像,佛祖身披黄色袈裟,大耳垂肩,双眼低垂,面容慈祥。

  参观大觉寺不要钱,但必须脱鞋,可是这座寺庙的面积很大,又是露天的,游客们不得不踩着鸟屎前行。来此参观的游客成分极为复杂,既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印度本地人,又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但人数最多的要算是来自亚洲各国的僧人团体,他们大都穿着统一的服装,不论男女都只有一种颜色,与印度妇女色彩绚丽的纱丽形成了鲜明对比。

  佛教史上那棵著名的菩提树的后代就种在大觉寺的后面,原树被阿育王的夫人下令砍掉了,因为她嫉妒丈夫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树下打坐,没时间陪自己。幸好阿育王的女儿将原树的树枝运到斯里兰卡扦插繁殖,这才算保住了树种。今天大家见到的这棵树是1885年翻修时从斯里兰卡那棵树上砍下来的树枝扦插而成,其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每天都有无数佛教徒在树下打坐诵经,试图借助这棵“正宗”菩提树的神力帮助自己提高修为。

  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找了个空地坐下来盘腿打坐,却发现自己怎么也静不下心来。佛塔周围的空地上,来自泰国、缅甸、日本、韩国和斯里兰卡等佛教国家的信徒们各自圈一块地方集体打坐,由老和尚用麦克风带领大家念经,各种语言的诵经声此起彼伏,诵得我心慌意乱。突然一阵微风起,菩提树上掉下一片叶子,有两个眼尖的教徒迅速坐起来冲过去抢,一时间僵在那里。

  “佛教徒们相信从这棵树上掉下来的叶子有魔力,得一片可保平安。”阿克塔悄悄对我说。

  如果佛祖活到今天,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传说他当年走到这棵菩提树下,看到一个琴师在调弦,太松太紧都不成调。他由此得到启发,在树下打坐冥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明白“中道”(MiddleWay)才是正解。此后他又花了七七四十九天反复斟酌,确信自己得到了真理。从此他自封为佛陀(Buddha),意为“觉悟了真理的人”。

  佛祖究竟悟到了什么呢?我个人认为,他悟出了跳出轮回达到解脱的法门。佛祖意识到人生有生老病死等“八苦”,而痛苦的原因在于人有贪欲,有愚痴(惑),对世俗世界有执著。人只有抛弃一切世俗的追求,才可以达到无生无灭的极乐世界。而要想实现这一点,极端苦行或者沉溺于肉体的欢乐都是行不通的,只有在外按照佛教的戒律生活(八正道),在内坚持修习禅定,深入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答案,才能最终得到解脱,到达涅槃的境界,即获得最高级的幸福。

  “我觉得佛祖如果活到现在,一定是个激进的知识分子。”阿克塔对我说,“他的很多主张都是反权威的,也是很理想主义的。”

  我个人也认为,佛祖提出的很多主张都是为了和婆罗门教对着干的,比如他提倡尊重生命,反对杀生,反对婆罗门教的动物祭祀制度,他还提出了“四姓平等”的主张,认为人不应该因为肤色、出身和贫穷而受到歧视,只有德高望重的婆罗门才值得尊敬。这些主张直接向婆罗门教的核心价值观——种姓制度发起了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佛祖对妇女却仍然有所歧视,他曾经对弟子说,对待妇女应该视而不见,如果必须看见那就不要说话,如果必须说话那就保持警惕。直到很久以后他才松口,允许妇女成为佛教徒(比丘尼)。

  参观完毕,我和阿克塔走出大觉寺,大街上熙熙攘攘,游客络绎不绝。我注意到马路正中央趴着一个要饭的少年,他的一条腿残疾了,细得像竹竿。我停下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虽然过往的行人很多,但几乎没有一个人给他钱,有一位穿藏袍的僧人把手里的一罐未开封的软饮料放在了他的要饭碗里,但是几秒钟后,不知从哪里走来一位妇女,捡起那罐饮料放在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布包里。原来这位妇女是个叫花头子,这条街上有好几个残疾儿童都归她管辖。距离这里不到20米远就有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但显然他们是不打算去管的。

  印度乞丐的人数之多,年龄之轻,外形之惨,意志之坚定,绝对是世界之最。印度的乞讨者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残疾人,缺胳膊少腿都算轻的,我曾经在火车站见过一个残疾乞丐,四肢全都萎缩成竹竿状,在地上爬行时看得我一阵揪心;另一种是老人和孩子,老人通常坐在火车站、繁华路口或者旅游景点的门外乞讨,儿童们则四处打游击,见到衣着体面的人就走过去用脏手抓住对方裤管,另一只手做出吃饭的手势。据我观察,儿童乞丐的背后大都有一个叫花头子暗中监视,这些都是职业的乞讨者。

  “成年乞丐的情况我说不好,可那么多儿童当乞丐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家长们都哪去了?印度难道没有义务教育法吗?”我问阿克塔。

  “法律倒是有,但执行不力。”阿克塔答,“我们这里的公立学校质量很差,学费虽然很低,但还是要交文具费和生活费,很多家长连这点钱都交不起,只好让孩子辍学。”

  阿克塔带我去见他的好朋友拉维·库玛(Ravi Kumar),库玛办了一所私人学校,收容了几百名辍学生。学校建在一个古代佛塔遗址的旁边,传说这座佛塔是阿育王所建,为了纪念那个给了佛祖一碗乳酪米饭的村女苏迦塔。这样做既表明了学校的宗旨,又可以借此宝地吸引外国游客前来参观,便于接受捐款。

  库玛先生受过很好的教育,曾经在大城市有份不错的工作,却自愿选择辞职回乡开办了这所学校。“我自己就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小时候就是在这样一所由志愿者开办的学校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才有了今天。”库玛告诉我,“所以我相信教育是农村孩子们最需要的东西,既然政府办不好,那我就自己来。”

  印度公立学校的低效率举世闻名。根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印度公立学校所有注册教师中有1/4平时从来不上班,而上班的那些教师中有一半人从来不上课。根据一家印度教育机构所做的调查,只有不到一半的印度小学五年级学生能够达到二年级的语文和算术水平。这就是为什么相当多的印度家庭宁愿花点钱送孩子去私立学校,即使是很穷的家庭也不得不这么做的原因。好在印度的私立学校也分两种,一种非常昂贵,全部用英文授课;一种则很便宜,普通家庭的孩子也上得起。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印度正在按照教育水平的高低而被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一个由文盲(约占印度总人口的1/3)和公立学校培养出来的半文盲组成,包括绝大多数农民和体力劳动者;另一个则由私立学校的毕业生组成,他们是印度中产阶级的主体。

  “比哈尔邦的教育状况尤其糟糕,因为我们曾经出过一个非常腐败的领导人拉鲁·亚德夫(Laloo Yadov)。”阿克塔补充道,“他把比哈尔邦的经济搞得一团糟,老百姓也越来越穷,没钱送孩子读书。”

  “你们为什么不把他选下去呢?”我好奇地问。

  “我可从没投过他的票,不过很多低种姓的人喜欢他,觉得他是穷人的代言人。”

  这个亚德夫曾经是印度政坛一位呼风唤雨式的人物,他出身低种姓家庭,从小就能说会道,大学毕业后投身政坛,依靠个人魅力在1990年大选中获胜,成为比哈尔邦首席部长。他擅长在选举中打种姓牌,自称是低种姓群众的代言人,为此他不惜煽动仇恨,号召低种姓民众起来造高种姓的反,直接导致了种姓战争的爆发。为了获得穆斯林群体的选票,他甚至还曾故意装扮成本·拉登的样子参加竞选,此举招来了不少非议,但却让他获得了很多宝莱坞演员的欢迎,影星们喜欢这种有着鲜明个性的政治家,纷纷为他站台,替他拉选票。

  上台后的亚德夫开始肆无忌惮地贪污,据说总额超过了2亿美元。在反对党的压力下,1997年他被迫辞职,却又成功地将他的文盲妻子推上了首席部长的位子,而且一坐又是7年,直到2005年才终于被选下了台。这期间比哈尔邦的实际掌权者毫无疑问还是他,也就是说,他担任比哈尔邦最高领导人长达15年之久。

  下台后,亚德夫又当上了印度铁道部部长,直到2009年才终于离开了这个职位。不过他现在仍然是印度国会的议员,所有那些贪污指控都没能撬动他一根毫毛。

  印度著名专栏作家格查仁·达斯(Gurcharan Das)在他那本畅销书《解放了的印度》(India Unbound)中专门写了亚德夫的故事。在达斯看来,这个故事很好地反映了印度民主制度和种姓制度结合的后果,那就是进一步导致了印度社会的两极分化。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尼赫鲁政府便修改法律,强迫政府机关和大学必须把20%的位置留给低种姓民众。随着低种姓官员的人数越来越多,对选票的争夺越来越激烈,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50%左右,也就是说,印度一半的公务员和大学生不是按照能力或者成绩而被挑选上来的,其结果可想而知。不过,达斯认为,这是印度式民主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种姓制度无论如何必须被打破,只不过他认为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借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力量,提高低种姓人群的地位和财富,而不是为了拉选票而强制推行人人平等的政策。

  那么,早在2500年前就主张人人平等的佛陀后来的结局是怎样的呢?我决定追随他当年的脚步,去鹿野苑走一趟。

  在印度仅次于菩提伽耶、排名第二的佛教圣地鹿野苑

  传说佛祖悟道后一路向西走了200多公里,来到印度教圣地瓦拉纳西(Varanasi),在郊外的一个养鹿场首次开坛讲道,传播佛法。后人将此处称为鹿野苑(Sarnath),是仅次于菩提伽耶排名第二的佛教圣地。

  去瓦拉纳西最好的办法是搭火车,但车票早就卖光了。“印度人通常会提前3个月就把火车票买好,像这样的热门线路早就没票了。”旅行社的人对我说,“你只能先坐出租车去距离最近的伽耶镇(Gaya)火车站碰碰运气,兴许有剩票。”

       在印度做背包客,火车几乎是唯一的交通工具。这个国家只有很少的几条高速公路,远距离交通几乎全靠铁路。印度的铁路系统最初是英国人投资建起来的,从1840年动工到1947年印度独立为止,英国人把印度变成了一个拥有世界第三大铁路系统的国家。马克思曾经预言铁路将迅速把印度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化国家,但他的预言没有实现。事实上,印度几乎是所有具备发达铁路系统的国家当中唯一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印度火车票是出了名的难买,新德里和瓦拉纳西等热门地点有专门供外国人使用的售票厅,会有适量的特供票留给游客,但伽耶镇就没这个待遇了。我和大家一样排队买票,体验了一把普通印度人的生活。印度售票员的出票速度出奇的慢,平均每个人要花10分钟,购票者不但要出示证件,还必须填一张申请表,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什么的都要填,差一项都不行。另外印度人非常喜欢加塞,售票窗口永远围着一大堆人。好在他们不喜欢动真格的,只要我上前阻止,加塞者一般都会主动走开,避免和我发生正面冲突。

  这里还有一个女性窗口,其实就是专为妇女留出的排队之处,让她们避免和男性发生身体接触,但仍然还得跟男人们抢位置,并不优先多少。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恰好说明了印度妇女遭受的性骚扰有多么严重。

  排了两个多小时队后,我终于买到了一张卧铺票。印度没有动车,火车最高时速不到100公里,再加上停车频繁,有效时速不超过50公里,与30年前的中国差不多。印度的卧铺车厢格局和中国的很相似,但比中国的宽一些,过道一侧还能再安排两个竖着的铺位,也就是说每个单元要睡8个人,再加上经常会有买不到卧铺票的人偷偷过来蹭地板睡觉,印度的火车车厢比中国的更拥挤。另外,印度火车上的小贩特别多,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卖各种零食的小贩吆喝着走来走去,乘客几乎没办法休息。

  印度火车还有一点和30年前的中国很像,那就是各种身份的人都不得不聚集在同一个空间里。我在印度旅行的过程中曾经和农村妇女、普通工人、大学生、国家机关干部、小职员、公司老板、高等法院的律师,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们分享过同一个车厢,这是因为大部分印度人可选择的公共交通工具非常有限,除非是巨富或者政府高级官员,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一律平等。

  200公里的路程,火车开了将近5个小时才到。瓦拉纳西火车站非常混乱,游客要和神牛野狗抢道,站台上到处是嚼槟榔后吐的口水印,铁轨上随处可见人畜的粪便和各种塑料垃圾,发出阵阵恶臭。

  我在市中心找了家旅馆住下,却又被鞭炮声和喇叭声吵得睡不着。原来楼下有人举行婚礼,亲朋好友们簇拥着花车在街区转悠,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印度的大街上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各种宗教或者民俗仪式,对于游客来说这是印度吸引人的地方,但同时也说明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没有公德心,分不清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区别。比如,我访问过的大部分印度家庭内部都很干净,但一走出家门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世界。

  第二天我坐“摩的”来到了距离瓦拉纳西市中心10公里远的鹿野苑,司机把我放在了一座耆那教(Jainism)寺庙的门前。这座寺庙紧挨着鹿野苑,外表看很不起眼,内部也是相当低调,布置得极为简单,与耆那教的教义非常吻合。

  耆那教创始人大雄筏驮摩那和佛祖释迦牟尼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大雄所创立的耆那教同样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主张通过苦修来悟得正道。当年佛祖正是因为看到了耆那教徒在森林里苦修,才决定去山洞里待了6年。后来佛祖悟出了“中道”,但耆那教我行我素,仍然相信苦修是唯一的道路。耆那教徒认为一切杀生的行为都是可耻的,甚至包括植物,因此耆那教奉行严格的素食主义,甚至不吃土里长的东西,因为怕伤到小虫子。圣雄甘地的母亲就是耆那教徒,甘地的所作所为与耆那教有非常大的关系。

  耆那教和佛教均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那段时间印度出现了很多宗教流派,史书中称其为“沙门”(Sramana)。佛经中常提到的“六师外道”指的就是沙门思想中有影响力的学派及其领袖。尚会鹏教授认为,沙门思想的大量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的印度土著文化和雅利安文化之间的融合尚未完成(佛祖本人就是黄皮肤的土著),另一方面也说明生产力的进步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执掌经济和行政大权的世俗贵族刹帝利的势力飞速上升,而商业的发达使得吠舍的地位也逐渐增长,两者都对婆罗门至高无上的权威发起了挑战。而佛教和耆那教的核心都是反对种姓制度,对刹帝利和吠舍阶层很有吸引力。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佛教从众多沙门当中脱颖而出,变成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孔雀王国的国教。

  这一切始自鹿野苑,佛祖在这里首次公开布道,传播他刚刚悟出来的“中道”。为了纪念这次活动,阿育王将此处改建成一座寺庙,修了一座高达100米的佛塔,据说鼎盛时期有1500名僧侣在此研习佛法。不过后来随着佛教的衰落,以及穆斯林军队的洗劫,鹿野苑被世人遗忘了。殖民地时期英国考古学家经过仔细研究,终于在1835年重新发现了鹿野苑遗址,并使之重见天日。

  如今的鹿野苑更像一座公园,总面积大约有5个足球场那么大,绿色的草地上点缀着黄色的残垣断壁,一队队身穿同样服装的佛教旅行团成员穿梭其间,拍照留念。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寺庙残骸上贴满了金箔,佛教徒们不顾公告牌上白纸黑字的禁令,买来金箔贴在墙上祈求佛祖保佑。更多的佛教徒买来各种贡品摆在地上,其中不但有香烛纸马等常见贡品,甚至还有花生糖和软饮料。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个白人佛教徒,他们一直安静地在佛祖首次开坛讲道处打坐,我观察了他们一个多小时,居然一动不动。

  那座100米高的佛塔还在,只是塔顶早已倒掉了,只剩下一个20多米高的底座。一个泰国佛教团在佛塔背阴的地方打坐,领头的和尚用麦克风带领大家念经。这个画面和当年佛祖讲经的画面有两个显著的不同:第一,佛祖是面对众的,今天这个和尚则是面向佛塔,背对信众;第二,佛祖是在讲解自己对“中道”的理解,而今天这个和尚则是在照本宣科,带领大家背诵佛教咒语。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我走进鹿野苑佛教博物馆寻找答案。这个博物馆展出了当年英国考古队在此地挖出来的大量古董,最有名的当属阿育王石柱的柱头。阿育王当政时在境内竖了无数根刻有诏文的石柱,鹿野苑的这根石柱最有名,柱身依然竖立在鹿野苑内,华丽的柱头被安置在博物馆的门厅里,柱头上刻有4头雄狮,分别面向4个方向,雕刻工艺非常考究,印度共和国的国徽就是以此为蓝本制作的。

  这座博物馆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佛教各个时期的文物展,以及相关历史介绍。早期佛教文物大都是器物或者抽象图案,因为佛祖不喜欢搞个人崇拜,希望信徒们把自己当成普通人。早期佛教典籍还记载了佛祖晚年的各种疾病,从中我们知道他患有严重的背痛病,痛苦难当,绝不是一个法力无边的神仙。

  佛祖在世时还反对咒语和巫术,认为这是婆罗门教的愚人糟粕,一个人不可能通过念咒达到涅槃的境界,而是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冥想和思考来实现。他还反对婆罗门垄断知识的传播渠道,他相信知识应该被所有人分享,所以他四处开坛讲道,其实就是传授人生经验。

  从某种角度看,佛祖本质上就是一个具备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开创的佛教完全不像宗教,不仅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提倡个人崇拜,不搞繁琐的祭祀仪式。他倡导的轮回说可以理解为世间万物都有联系,互为因果,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正确的。他相信人人平等,反对种族歧视和出身歧视;他认为物质享受不能带来幸福,只能依靠打坐和冥想,回望自己的内心世界,才能获得心灵的解放。最后这条更是符合现代观念,难怪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一次佛教复兴,至今方兴未艾。

  可是,这么“好”的一个宗教,为什么在其发源地却几乎失传了呢?我在这家博物馆里找到了答案。馆里展出了很多佛像,都是佛教后期的作品,那时的佛教徒们已经忘记了佛祖的遗训,把他当成神供奉了起来,几乎所有的佛祖像都是同一个姿势,同一个表情,千篇一律。

  不知为何,博物馆的尽头展出了一尊湿婆雕像,这位印度教的大神足足有3米高,面容凶恶,他正用自己的10只手跟妖魔搏斗,每只手的动作都不一样,每个动作都有讲究。与周围那些佛像相比,这尊湿婆像无论是雕刻艺术还是传奇性都更吸引人。

  佛祖,就是败在了这位面目狰狞的湿婆手里。 

走进菩提伽耶,寻找佛教败走印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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